「知識分子精神史」三部曲總序
「知識分子精神史」三部曲終於完稿，送到讀者手中，我特別欣慰，並有如釋重負之感。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《1948：天地玄黃》，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《我的精神自傳》（現改題為《1977–2005：絕地守望》），第二部《1949–1976：歲月滄桑》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，前後將近二十年。在這二十年間，外部世界相當喧鬧，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，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，卻逐漸沉潛下來，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，自我心靈的深處，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。
我多次說過，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，「所有的學術探討，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，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迫問，對於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：我是誰？我何以存在與言說？」在上個世紀80年代，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，我最想追問的，也就是構成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，就是我想弄清楚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，是怎樣接受「改造」的？我被「改造」成了什麼樣子，墜入了怎樣的精神深淵？我該如何自救？如何做堂堂正正的「人」，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，活得像個樣子？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？我知道，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，特別是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的問題。要真正認清楚自己，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。因此，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「20世紀中國文學」的概念時，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「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」，我知道，這才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，我的魂之所繫。
因此，從一開始，無論是研究魯迅，周作人，研究曹禺，還是研究「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」，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，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，總結歷史教訓。到1997年，就提出了一個「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設想」。預計寫七本書：「（一）20年代：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—以北京為中心；（二）30年代：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—以上海為中心；（三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—以西南聯大、魯藝（抗大）為中心；（四）一個特殊的年代（1948年）歷史轉折中的知識分子—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；（五）50、60年代：國家體制下的知識分子—以黨為中心；（六）70年代：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」時代的知識分子—以毛澤東為中心；（七）80、90年代「處於歷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—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（即：1，重建「大學文化」的努力與困惑；2，落入商潮；3，面對國家意識形態、體制的修補；4，國際、國內大逃亡）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