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2002年起，城大管理學系副教授馬禮士博士(Dr Maris Martinsons)領導一個研究項目，並與業界、北京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合作，探討內地如何管理知識。研究發現內地的知識管理模式獨特，跟美國和日本的做法不同。

研究小組透過調查、訪問及縱向的個案研究，向逾20家在內地營運的私營和公營機構共百多名經理、僱員、客戶、供應商、顧問等，了解他們參與該機構的知識管理經驗，以及對知識管理的看法。受訪機構包括戴爾公司(Dell Inc.)、愛立信和SAP等。

馬禮士博士表示：「內地業界在知識管理的四個主要範疇中，包括知識的產生、組織、傳遞和應用，都極受機構之間的關係所影響。」

他續說：「由於中國經濟持續對外開放，業務漸漸面對世界各地的競爭，因此創造知識的能力，以及更有系統地管理自創和累積的知識，就成為成功的關鍵。」

以知識產生來說，研究發現內地經理會主動擷取新知識。他們會在複雜而個人化的機構關係網絡中平衡知識的流動，以達至專門知識效益(economies of expertise)。他們會集中強化機構間的關係和脈絡，以確保取得外來的專業知識以提升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會像日本人那樣著眼於發展和改善內部保存知識的過程。

研究亦發現，相對於日本的做法，內地的知識分享主要集中於內部相關人士。與傳統中國文化一致，調查對象較傾向使用非正式和含蓄的溝通方法。他們喜以人際溝通來傳遞知識，而不是以正規或白紙黑字的方法傳遞。

中國的社會階級觀念亦限制了知識的傳遞，即表示內地的經理甚少從下屬吸取知識，相反會倚賴可信的人來分析外在環境，使機構難以全面理解全新或外來的狀況。

雖然不少內地機構已廣泛應用資訊科技，但是人際溝通仍然是業界偏向採用的知識傳遞手段。即使資訊科技為內地提供了商貿交易的基本平臺，唯知識仍傾向以人脈關係而非規則為主導的方式管理。這就與美國把知識視為物件般管理、把數碼化知識儲存在知識庫的傾向截然不同。

研究結果得出的結論是，內地管理知識的工作雖已漸趨系統化，不過機構內的知識應用仍深受文化因素束縛。

馬禮士博士指出，內地在知識管理上面對的三個主要問題，包括沒有足夠時間分享知識、未能有效應用知識、難以捕捉隱性知識。這些問題都因機構內的經理對下屬欠缺信任，以及限制了創造和分享知識機會的社會階級觀念而惡化。

馬禮士博士及戴爾公司香港區董事總經理Glen Burrows先生於6月21日在香港知識管理學會的活動上發表上述研究結果。